三、 “嫌弃”的背后：特朗普主义与美国的战略转向

这次制裁，虽然发生在拜登政府任内，但其精神内核，却深深烙印着特朗普主义的底色。特朗普对欧洲的“嫌弃”是公开的、持续的、甚至是刻薄的。他视欧盟为官僚怪兽、经济竞争对手、防务上的“搭便车者”，以及被“政治正确”毒害的软弱象征。

这种“嫌弃”并非个人好恶，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欧洲在衰落，其战略价值已大不如前。 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的言论最为露骨：欧洲在美国的优先清单上仅排第四，次于西半球、印太和中东。换言之，在美国看来，欧洲已从“最重要的盟友”降级为“有时有用的伙伴”，甚至可能是“需要敲打的累赘”。

其深层逻辑在于：

地缘重心东移：美国全力聚焦“印太”，围堵中国成为两党共识。欧洲在其全球棋盘上的分量相对下降。

产业竞争加剧：在新能源汽车、绿色科技、数字税收等领域，美欧从“盟友”变成了直接的“竞争者”。欧洲的监管和法律，被视为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壁垒”。

价值观工具化：“共同价值观”在美国手中，越来越像一根随意挥动的棍子。符合美国利益时便是“普世价值”，挑战美国利益时就成了“需要监管的对象”。欧洲追求的数字主权和产业保护，在美国叙事里就被扭曲为“保护主义”和“数字威权”。

因此，制裁布雷顿，是美国这种战略轻视和竞争心态的必然产物。它用一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宣告：欧洲，你已经没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地制定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