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权政治”的标准化作业：超越特朗普的常态

看官或许会认为，这是特朗普个人“任人唯亲”风格的极端体现。但笔者必须指出，这其实是美国“金权政治”（Plutocracy）运行机制的一次标准化、近乎教科书式的演示，只不过特朗普将其表现得更加直白、不加掩饰。两党皆然，无非是“军工复合体”、“硅谷科技资本”、“华尔街金融资本”与“传统能源巨头”等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旋转门、游说和政治献金，在政府关键职位上安插各自代理人的游戏。

这种模式的要害在于，它系统地扭曲了国家政策的公共属性。财政部长，本应是国家公共财政的“大管家”，其决策应着眼于全民的经济福祉与长期战略安全。但当这个职位成为对某个亿万富翁家族的政治酬庸时，其政策天平会天然地向何方倾斜？是在制定税收政策时，更倾向于中产阶级还是顶级富豪？是在规划债务上限博弈时，更考虑国家信用还是华尔街的短期波动？是在实施金融制裁时，更顾及战略对手的痛点，还是某些关联企业的商业损失？

这便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对比与思考。当大洋彼岸的精英阶层沉溺于通过婚姻、校友会和政治献金编织封闭的权力世袭网络，并将国家关键职位作为这个网络内部流通的“硬通货”时，其国家治理的“公心”与战略决策的“长远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侵蚀。其内部矛盾——贫富撕裂、社会对立、政治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这种“金权”对“公权”的系统性俘获。

反观东大，其政治精英的选拔与晋升机制，虽然也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但至少在形式上与这种赤裸裸的“金权直接兑换官职”的模式划清了界限。东大更强调组织考察、基层历练和绩效导向，其治理精英多出身于广泛的行政与技术系统，而非某个封闭的财富家族或校友小圈子。这使得东大在推行一些触及既得利益、但符合长远战略的产业政策（如新能源、高端制造）时，遭遇的内部寡头阻力相对较小。东大在民用无人机、5G通信、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其背后是国家意志与产业政策能够穿透资本短期逐利性，进行长期、大规模、系统性投入的结果。这种能力，在一个被“金权政治”深度捆绑的体系里，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