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场闹剧的第二个支撑点——“无人做决断论”。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里抛出了一个极富挑拨意味的观点，引用一个所谓以色列专家的话说：“与1988年两伊战争末期不同，那时候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国内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力排众议，把停战决议比作饮下毒酒。如今，伊朗没有人愿意来喝下那杯毒酒了。”

那语气里满满的遗憾，就差直接拍着大腿喊了：哎呀！太可惜了！以前还有那么个能一手遮天的人出来兜底背锅，现在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群龙无首，连个拍板的都没有，害得我们这场仗打不完了！

您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他们之所以觉得现在的伊朗没人“饮毒酒”，无非是看到了一个表象：伊朗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自美军空袭后，因重伤严重，他的一条腿已经接受了3次手术，正在等待安装假肢，面部和嘴唇也严重烧伤，导致说话困难。

当这样一位最高领袖以肉眼可见的痛苦形象被隔绝在镜头之后时，美国人就产生了幻觉：哎呦，这老大哥出了意外，那底下的小弟们岂不是就要抢班夺权、一哄而散了吗？

抱有这种想法的专家，我觉得应该回去好好反思一下什么叫“抵抗政权的运作逻辑”。对于伊朗这样一个举国上下进行制度化战争动员的国家，所谓最高决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坐在象牙塔顶端凭空一拍脑袋完成的。他更像是一个系统指引的共同体。穆杰塔巴虽然是名义上的核心，但革命卫队那套庞大得可怕的系统，已经构建了一个能够自我运转的“军事委员会”，在最高领袖暂时无法频繁露面的时候迅速承担起了责任。

在这个框架下，伊朗内部并非像西方幻想的那样一盘散沙。恰恰相反，当穆杰塔巴身受重伤的消息传出后，您以为伊朗人会迷茫、会内讧、会自乱阵脚？不！我看到的，是一个更高强度的“复仇共识”与“集体决策”的形成。正如之前中国有媒体机构评论的那样，在斩首行动的恐怖面前，反倒是伊朗民众在空袭的巨大破坏之下被反向送上了祭坛，催生了他们内心那种骨子里的殉道效应。你越是想要我的命，我就越是要往死里顶你！那份民族向心力反而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直奔顶峰。

这不恰好印证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24号那句霸气外露的回应吗？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淡定地写道：“面对9000万伊朗革命者，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煽动分裂。这是一种失败者的噩梦”。

“9000万人”，这就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每一位伊朗人都可能成为抵抗链条上的一环。这种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岂是西方媒体发几篇造谣文章就能轻易瓦解的？

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就算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非常团结，那就算硬扛着空袭，难道就不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