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情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在中央军委下设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直属特务工作处。“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落脚于法租界。1927年11月又成立了中央特科，作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科。李克农被调入二科即情报科工作，当时二科的负责人是陈赓。

1931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被押解至武汉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在敌人的审讯下，顾顺章当天就将武汉地下党组织全部出卖！但他保留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及人员秘密，这一是因为他知道中共党员钱壮飞把持着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机密，武汉发给南京的电报都是钱壮飞最先过目，害怕自己过早暴露将一无所获；二是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机密足以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以便当面邀功请赏。所以，他要求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将他用飞机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当时的时间是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顾顺章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即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在南京特务机关大本营里的钱壮飞（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前三杰”。）一连接到六封来自武汉特务机关的加急绝密电报，封封都写着“徐恩曾亲收亲译”。钱壮飞偷偷将电文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叛变，若押解南京，三天之内就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阅罢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分析敌人若将顾顺章押解至南京，最迟4月27日即可到达，因而敌人极有可能在4月27日进行大搜捕。钱壮飞当机立断，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坐当晚的列车到上海，将情报面交李克农。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由于事关重大，刘杞夫当时紧张得直喘气。李克农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送走刘杞夫时他还叮嘱：“遇事要英勇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