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由于顾顺章坚持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当时他还心存一个梦想：就是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25日深夜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周恩来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转移。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时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机关的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顾顺章叛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如周恩来、王明等都先后离开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这对中共今后的历史影响极大。

由于没有抓到周恩来，顾顺章为了邀功，又先后出卖了中共中央几个极其重要的负责人，如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蔡和森等。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可以说是怙恶不悛，十恶不赦，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史稿第二卷160页)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包括其他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 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报告称：“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向莫斯克湿(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产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应为候补委员——笔者注)，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特务工作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坡即为牛兰党内名)。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址告之警察，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见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