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这或许与这些国家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一种源于海洋文明的战略文化有关。这种文化带有强烈的“开拓-冒险”基因，或者说，具有某种“海盗遗产”的色彩。在面临体系性困境和多条道路看似走不通时，它们更倾向于“赌一把”，通过高风险行为寻求突破。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这种“赌博”心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指出的，近代日本的国运崛起，很大程度上始于甲午战争赌赢后的巨额赔款。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一次次通过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获取了巨大利益。即便在二战中彻底失败，由于冷战等复杂因素，日本也并未完全承担其侵略行为的所有后果。例如，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出于自身打内战等考虑，不仅拒绝了罗斯福关于中美共同驻军日本的建议，还宽待了大量日本战犯与侨民，甚至利用冈村宁次等旧日军将领和士兵为其内战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打破外交孤立和牵制美苏的战略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这一系列“以德报怨”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但客观上使得日本未能像面对美国（如李梅火攻、原子弹攻击、长期驻军）或苏联（如出兵东北、拘押战犯）那样，从其侵华冒险中尝到足够深刻的苦果。历史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当痛苦的教训不够沉痛时，冒险行为就可能被误读为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可以重复的成功路径。

五、 “大争之世”与“非常状态”：西方集体冒险的深层动因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超过了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核恐怖平衡”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得大国间通过全面热战来彻底洗牌的成本变得无法承受。这使得危机和矛盾不断郁积，难以通过传统方式释放。

对于具有“海洋游牧民族”冒险基因的西方政治精英而言，这种“闷局”让他们倍感焦虑。在内部压力（经济停滞、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和外部挑战（中国崛起、多极化加速）的双重挤压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试图打破僵局，哪怕这意味着要颠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现状，将世界推向一个“非常状态”。高市早苗、特朗普这类政客的出现和受到追捧，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他们通过展现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冒险，来凝聚国内支持、转移内部矛盾，并巩固个人政治地位。

六、 中国的应对之道：超越传统思维，掌握战略主动

面对西方这种根植于历史与战略文化的冒险特性，中国的应对之策必须超越过去“和平与发展”的线性思维。善意与忍让未必能换来感激与尊重，有时反而会被误判为软弱。近年来，中国试图拉拢欧洲、日本等力量以平衡美国压力的努力，效果时常不尽如人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回顾中国近年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在次贷危机、全球疫情等冲击中稳步前行，并保持“风景这边独好”，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持续的斗争和博弈，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叙事权，能够越来越有力地按照自身意志和维护核心利益的方式行事。

这启示我们，在“大争之世”，要实现持续发展和国家“长个”的目标，必须更加主动地去争取国际事务的话事权和主导权。这意味着：

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与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博弈中，必须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使其不敢轻易冒险。只有让冒险者付出足够代价，才能有效遏制其赌博冲动。

2. 化危为机，创新模式：通过与西方的斗争赢得主动权，我们反而能够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天花板，例如，通过强化举国体制和公有制优势，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内需增长，减少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依赖。

3. 保持定力，聚焦发展：最终，综合国力的提升仍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根基。但在非常时期，发展已不能遵循旧有路径，必须与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主动权紧密结合。

审视当今世界，那些不断以自身行为从反面教育我们、促使我们保持清醒、加速自强的势力，在客观上成为了我们前进路上的“反面教员”。对于他们带来的挑战与警示，我们或许真的应该“感谢”，并为他们准备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这枚勋章，将由中国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增长的智慧、力量和最终赢得的胜利所铸就。

（图片由AI辅助生成）